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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德吉的種子》:看,高原上的那些花兒
來源:文藝報 |   2020年10月16日08:19

李蔚超:唐明,你好!你是一位漢族女作家,而在你最新結集出版的小説集《德吉的種子》裏,主人公大多是藏族兒童。請問你為什麼選擇聚焦少數民族孩子呢?

唐 明:我是漢族人,出生在四川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在那裏度過童年,後來隨父母工作調動,遷到高原小城格爾木,一待就是幾十年。格爾木是一個不足30萬人口的小城。別看城小人少,卻有20多個民族。特殊的地理環境讓我的寫作繞不開那裏的各民族孩子。比如寺院裏的小喇嘛,他們的生活狀態和成長路徑與城市裏的孩子不大一樣。他們的生活和內心是怎樣的,這對我來説很有吸引力。當然,身邊蒙古、回、土、漢等民族的娃娃,也都是我關注的對象。我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讓更多讀者看到他們,這些開在高原上的祖國的花朵。

李蔚超:這麼説來,格爾木是你的文學聖地。

唐 明:在外人看來,這裏高寒缺氧,物產不豐,但在我們高原人的心目中,這是一片神聖的土地。一個窮困的媽媽養育一羣孩子永遠比一個富裕的媽媽養育一羣孩子更為艱辛,這也是我們對這片土地愛得更深的原因。格爾木甚至整個青藏高原,在它星辰轉換之間已然悄悄地雕刻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心裏自然是對她充滿了濃情和感恩。毫無疑問,它是我文學的故鄉、心中的聖地。

李蔚超:在創作《德吉的種子》的過程中,哪個孩子的故事讓你最難忘?

唐 明:最難忘的大概還是那個因“殺生”而遭阿媽責罰的孩子。有一次,我剛走進村子,就看到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低頭站在風裏。我問過才得知,他正在被阿媽罰站,因為他忙着去玩,便偷懶把還滾燙的爐灰順手倒在了院子外面的青草上面。阿媽説他殺死了小草和看不見的生命,罰他在這裏懺悔思過。在我看來,青草也許被燙死了,但來年的春天,只要春風一吹,它們一定還會再綠。但這個普通的藏族媽媽因為這件事卻讓孩子在這裏思過,而這個小小的娃娃也沒有半點不情願地虔誠地在風中站着,為自己的行為懺悔。這件事讓我的內心受到了深深地震撼。

李蔚超:他的形象在《德吉的種子》裏是如何呈現的?

唐 明:這是一個善良、本真、虔誠的孩子,是高原兒童的代表。他們跟自然萬物平等友善地相處,敬畏神靈與生命。這些是所有故事裏的孩子的共同特點,也是我最想展示給讀者的兒童形象。

李蔚超:《德吉的種子》的主人公是一羣生活在青海格爾木移民村的藏族小朋友,你還原了他們的學習、生活、遊戲的場景。你的小説也不是烏托邦式的唯美歌謠,而是包含着文學的“當代性”和“現實感”。比如,你寫到了移民村的藏民改變生活方式的心理適應過程,寫到了藏民們脱貧致富的故事。這是否是你有意為之的“現實主義”追求?

唐 明:讓天更藍、水更清、草更綠,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願望。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人民的努力實踐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受益的是這片土地。我見證了生態移民村的藏族同胞適應新生活的種種艱難。值得欣慰的是,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他們習慣並喜歡上在格爾木的生活。移民村的孩子考上大學、找到工作、融入城市生活。這些可喜的變化,我認為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我相信這些為生態而移民的藏族同胞也會在這樣的進步之中過得更幸福。

關於寫作,我有一個比較明晰的信念:我要書寫現實中的故事、展現生活在我周圍的高原娃娃的世界。格爾木的移民村寺院和經幡林我常去,小商店、甜茶店館和小操場我是常客,甚至偏僻處的小路、沙堆和紅柳叢,我都走到了。村裏的藏族孩子們一邊堅守着本民族的傳統習俗,一邊又努力地探着身子、睜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接納着城市的文明之光。他們不是我想象的人物,他們就真實生活在我的身邊。他們的淳樸如潮水之碧,真誠如天空之藍,這是我在他們身上發現的珍寶,我必須得把這些珍寶獻給世人。

李蔚超:寫藏族孩子的故事,相當於進入民族文化的獨特世界,不僅需要把生活環境裏的物象“搬”到你的小説裏,而且要求作家將自己“置身”於他們之中,化身為他們的一份子,去摹仿、想象他們的行動和意願。在我看來,《德吉的種子》裏的人物十分生動可親,毫無做作和違和感。為了達到這樣的寫作效果,你在創作中克服了哪些困難?

唐 明:困難當然有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對藏族文化的挖掘和使用。要深度挖掘,又要恰當使用,這個平衡點其實很難找。“多”和“少”的問題,大概是近幾年寫作中最困擾我的問題了。

這幾年,我平均一週至少到村子裏去一次,跟我認識的每一位藏族朋友和民族研究學者隨時請教,我就是希望自己置身其中。但我還是忐忑,生怕出現謬誤。我是本着一顆真誠的心講各民族孩子的故事,努力寫出他們的美好,但我不知道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夠和讀者形成共鳴,我其實一直期待讀者給我提出真摯的意見和建議。

李蔚超:兒童文學作家王苗讚歎《德吉的種子》中包含着“天然自在”的“兒童性”。這部小説裏不僅對話和內容是一派天真的“兒童性”,你的敍述語言也如同納赤台的泉水一般沁着清涼的甜。你是如何在作品中塑造、表達一種審美“兒童性”的?

唐 明:坦率地説,我的寫作一向都是“野路子”,隨手隨心。當時,書稿給了編輯老師,內心不安,我特別希望得到編輯老師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然後盡全力修改完善。但我的責編縱容了我,她們説,在“天然自在”面前,寫作的技巧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你現在説我作品裏具備“兒童性”,也許就是我老老實實、本本真真寫作的結果吧。